从微小看广阔 强生公司的社会公益文化观

　　一个公司如果仅仅靠捐赠来表达善意，就如同无源之水，是没有持续性的。强生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时,一方面要求与所合作的NGO(非政府)组织能把公益活动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则让所有员工都尽可能地参与其中。

　　【强生的公益活动、慈善捐赠项目的涉及面很广，并且项目都有可持续性、影响力很大。】

　　关爱人的健康和生命

　　企业的公益活动、慈善捐赠如果没有了员工的参与，仍旧是与社会脱节的。假设一个公司仅仅靠捐赠来表达自己的善意，那么就如同无源之水，没有持续性。

　　“我们对选择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必须确保与我们合作的NGO组织真心把公益活动做好，落到实处，而不是出于商业目的;另一方面，这些公益活动，员工都应尽可能地积极参与。”周敏涛说。

　　“强生在全球有信条文化作为基石，从公司的角度，我们愿意付出自己的资源，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员工的角度，在时间、能力允许的时候，身体力行，这在强生都是很自然不过的一件事。”吴志豪说。

　　而事实上，强生从进入中国以来，从公司层面看，它一直以在系统、有计划地在三大领域推进公益活动，慈善捐赠：是开展与医疗健康相关的能力建设，提高诊疗救治水平;第二是与挽救生命相关的项目，重点改善妇女儿童的生存与健康;第三就是疾病预防和控制，消除歧视。

　　降低新生儿死亡率近10年来一直是强生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关注的重点之一。2003年的时候，窒息是中国新生儿死亡或伤残的一个要原因。其实在全球这也是一个要原因。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个数据，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新生儿窒息仍占了16%，占比高。在中国，当时新生儿死亡率大概是在千分之二十四左右，这里还不包括致残的儿童。因为有时新生儿发生窒息以后，可能因为操作手法不当，或者抢救不及时，往往发生后遗症。新生儿里约每十个就有一个是不能自主呼吸的，需要医护人员帮助才能开始呼吸。这些窒息新生儿如果得不到帮助，病情可能会变得很严重，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强生企业捐赠部的李春梅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把在中国开展的新生儿窒息复苏项目叫做‘自由呼吸，生命之源’的缘故。从2004年开始，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覆盖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所助产机构，培训了将近10万名专业医护人员。这一项目在开展的个5年间，项目开展地区因新生儿窒息造成的死亡率下降了53%。参与评估的300多所医疗机构数据显示，有9万多名新生儿免于死亡或致残。”

　　强生在做每一个项目时，需要考虑都是项目的长效性，以及是否可持续发展，其中很多项目和强生业务并无直接关联，但是确实又符合强生的企业文化——围绕着关爱人的健康和生命，强生做了很多类似新生婴儿窒息复苏项目这样的公益工作。

　　【强生不只是简单地把这当作教育家长的一个项目，而是将预防儿童伤害作为长期目标。】

　　给予全球儿童安全组织支持

　　1987年，由几名美国外科医生发起的“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国立儿童医学中心成立，发起者的初衷是：从外科医生的角度看，一些意外伤害可导致一些小孩残疾或伤亡，但这些伤害都是可以预防的。他们希望找到公司的支持，在许多公司遭到冷遇后，他们来到了强生，强生向他们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对这个致力于改善儿童安全的组织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并且从创立之初一直到现在。

　　从1999年开始，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就开始在中国举办儿童安全知识教育活动。到了2002年，需要专门的人来做这个项目，于是有教育和医药领域背景的崔民彦出任该组织的中国席代表。

　　在刚开始接受这一项目时，崔民彦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因为中国的儿童伤害预防工作起步较晚，在她刚开始接受这一项目时，中国疾控中心也只有一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类似的工作。在当时，她去跟别人谈论伤害预防时，几乎没有人理她。

　　“甚至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卖保险的?”崔民彦说，“经过几年的努力，大众对伤害预防或者是安全的认知有了普遍的提高，国家相关政策也随之逐步跟进，这些改进都跟社会各界以及像强生这样的公司不遗余力的长期支持有密切的关系。”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在进入中国十多年时间来，通过对14岁以下儿童的父母、监护人以及儿童工作者开展预防儿童意外伤害的安全教育活动，在23个城市，对累计超过600万的中国儿童和家长、儿童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安全教育，通过媒体报道覆盖超过1亿人群，为中国近年来儿童伤害死亡率的降低做出了贡献。这期间，一共有两千多人次强生的员工志愿参加了这些活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上海新江湾城是在一个老军用机场的基础上修建的居民社区，在修建过程中开挖了一些河道，经常有在附近工作的农民工子女在河边戏水，溺亡时有发生。在2007年，崔民彦就在放暑假前帮助那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做过如何预防事故发生的培训，培训后那一年的暑假，那里没有发生小孩溺水的事故了。

　　“在我们跟强生合作时，强生给我印象深的是并没有把这当做简单的教育家长的项目来做，而是以促进儿童伤害预防为长期目标。有些企业做公益往往会帮助找好学校，组织场活动，然后拍好照就行了，强生的做法不一样，他们认同我们的使命，即消除儿童伤害，从调研基础数据，到实施预防策略，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扎实做好每一步，他们真是在为了孩子的安全考虑。”崔民彦说。

　　事前多一分儿童安全教育，事后就少一次儿童事故伤害。徐文成也提到过：“不管是预防还是治疗，强生人会有一种使命感，觉得自己做出来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是可以切实帮助消费者解决在健康和护理上问题的。比如，对于药物误服，我们总是在思考还可以为消费者做些什么。理论上，这或许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我们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在产品包装、量杯上还能做些改进，让所有父母都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操作，让他们的孩子不要再受到伤害。”——这可能就是崔民彦感觉到强生做法的与众不同之处。

　　【据强生在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2010年至2011年，强生在华企业提供了超过1.23亿元的项目资助。】

　　资助健康教育项目

　　非处方药业务在全国开展了“春歌行动”，通过普及更新成人呼吸与儿科领域基层医生的医学知识，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温州医学院附属育英儿童医院对强生这种反哺社会的做法非常认同。院长李昌崇说：“我们与强生在‘春歌行动’项目上合作已经开展了四年。强生对我们面向基层的医生开展学术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些学术交流包括指导社区医疗站的医生更新儿科医疗知识，包括临床经验的推广，像发热怎么处理，咳嗽怎么诊断处理，还有腹泻、常见传染病等。我们医院派专家一年开展三到四次，一次有两三百名基层医生参加，目前大约覆盖了四五千人次。‘春歌行动’有助于我们在基层和农村推动医疗卫生工作的发展。”

　　非处方药业务部门在江西有一个爱心助学项目，这是公司的工会发起的，公司很多员工都认领并且赞助了那里的贫困学生，已经默默坚持了十几年。吕晶说：“我们还有一个上海启智学校的爱心项目，那里的孩子们生活不能自理，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不跟外人讲话。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公司定期组织一些志愿者去跟孩子们开展一些游戏互动。”

　　“这几年当中，一些孩子真的是有进步的，过去一句话都不讲，现在他愿意跟你讲话，可能还会自己走过来拍你一下，摸你一下，不怕人了。”而这些公益活动、慈善捐赠和商业利益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我们捐赠项目选择与销售无关，不会是因为销售的原因而发起一个捐赠行为。”

　　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是国内早从事企业社会责任(CSR)研究和实践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执行总裁赵坤宁在2011年3月份参加了一次强生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会议。她当时的感觉是，强生公益活动、慈善捐赠的项目涉及面真是太广了，从孕妇学校到婴儿抚触，聋儿康复到为白血病患者捐献骨髓等等，但是，“它的主题没有跑偏过，就是集中关爱生命，涵盖提高医护人员能力建设、提高生命和生活的质量、预防疾病和消除歧视三大方面，并且项目都有可持续性、影响力很大。”

　　周敏涛说，“我们在评估这些项目中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是，看这个项目是仅‘授人以鱼’还是达到‘授人以渔’的效果，能否对受益人群和社会形成可持续性的帮助。”

　　“健康生活，美好未来”项目是强生和赛扶(中国)自2011年开始合作的健康教育项目，鼓励和支持大学生为农民工子女们提供自我防护、健康教育和卫生保健等知识教育，促使受助对象和大学生自己都能够拥有健康美好的未来。

　　赛扶是一个全球性的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体的商业实践社团。赛扶在中国项目是参考赛扶在国际上的运营模式，引导中国大学生开展面向社区的具有公益性的商业社会实践活动。强生是赛扶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之一，项目执行团队都是志愿报名的大学生，今年全国范围内有45支高校大学生团队为45所农民工子弟小学或者留守儿童小学的孩子们教授必要的健康知识，课程包括创伤护理、急救措施、教导正确的坐姿预防脊柱侧弯、口腔卫生、洗手、用眼卫生、远离吸烟等。

　　“我们增加了与家长的互动，每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小学生都需要把他们的家长，至少一位家长爸爸或者妈妈请来参与听这门课。因为孩子们的父母是外来务工人员，平时很难能够照顾到子女，我们希望不仅是老师，家长也可以参与到这个项目进来。”赛扶(中国)的总经理任敏说，“大学生通过去教别人，自己其实也获益良多，因为这个项目培养了他们个人的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感;另外，他们也锻炼了沟通能力，能跟社会进行交流。”

　　据强生在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在2010年和2011年，强生在华企业提供了超过1.23亿元的项目资助，以关爱健康为中心，围绕着人生命的各个阶段和生存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关爱项目，受益人群覆盖母婴、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等各类群体，涉及的各类受益人数超过千万。

　　在强生，无论是商业项目还是公益活动，每一个项目从立项开始，必须做到公正与合规才能执行。长期以来，强生一直在坚持这样的理念：公司资助的公益项目和慈善捐赠活动既不能和业务推广有直接的联系，也从不刻意宣传公司的公益活动。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活动项目都必须经过内部审核，参与审核的部门除了直接主管外，还包括法务部、合规部、财务部，以及其他技术部门，不论花费几万元还是上百万元的案例，都需要经历此种程序。

　　每年，强生的在华企业都可以向总部申报多个公益活动和慈善捐赠项目。“在全球，我们有数以百计这样的项目，完成这些工作，我们都需要与各类NGO组织合作完成，”李春梅说，“对这些NGO的考量中，主要是看是否可以有效完成这些工作，而不会刻意考虑是否与强生自己的业务相关。”

　　“每一年，强生亚太区企业社会关爱委员会(APCC)都会严格审查项目内容，如果通过公益活动是以帮助产品销售为目的，这个项目就不会被批准。”强生婴儿全球副总裁刘静娴说。

　　“在项目审查过程中，我们需要讨论有多少风险，杜绝涉及商业利益或利益冲突的事情发生。”徐文成说，“比如如果是赞助某医学会议，我们必须要确保强生在医学学术会议中处于科学、客观的立场。”

　　强生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很多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可能只由一两个人构成，或者干脆属于公共关系部门，而在强生则是一个委员会。

　　据强生在华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主席付小明回忆，1972年强生全球成立了企业公民事务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全球企业社会关爱委员会(CCC)。2007年，强生在华企业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由在华各运营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组成，包括来自政府关系、公共关系、人力资源、法务与合规等各职能部门的代表。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通过每年两次会议确定强生在华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战略、预算和重点支持的领域。

　　“强生的特点是历史悠久，横跨的产品线又非常宽。在中国，强生有11家运营公司，服务的人群都不一样，如果说公司给我们一笔资金，由单一的部门来执行，那是简单的。我们在做好事，更要把事做好。要做好一个项目，需要人力资源部门、制定财务制度的财务部门，以及防范风险的法务和合规部门都参与进来提供专业服务，因此，强生成立这个委员是希望更多的部门都能够参加，然后以一个更协调的步伐把事情做好。”付小明说。

　　与中国内敛的传统文化类似，强生长期以来，对所做公益活动和慈善捐赠项目都保持低调，除非这些报道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宣传强生，而是客观地在告诉公众一个事实，倡导一种理念，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一行动。

　　彼得·德鲁克曾经在自己的名著《管理实践》中写道：“要让社会受益的事情同时又能让企业获利，管理者不但需要努力工作，掌握卓越的管理才能，还要拥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开阔的视野。”这一忠告其实对企业的管理者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

　　但如果确实想使自己的组织成为一个具有示范性和领导性的群体，那么管理者就必须将这一苛刻的要求视为目标，有意识地努力践行——在一个良好的、道德的和持久的社会中，公共利益依赖于个人的品德来实现，而公共利益又决定了所处其中的人的自身利益。(本文摘编自《与信条对话》一书》)